武汉出租车关于那时的武汉

人气:199时间:2021-12来源:【武汉的士票】

  1、老蒋的眼泪

  

  老蒋说,整个疫情期间,他一共流过两次眼泪。

  

  一次是李文亮去世那天晚上,他哭了。

  

  另一次,是他接到一位好友妻子的电话。

  

  他的好友,在春节前按原先计划带着丈母娘和两个女儿去日本旅游了——妻子因为突发情况必须在岗不准请假,所以没法同行。1月23日,武汉封城,老蒋的好友一家滞留在了日本,而好友的妻子一个人留在了武汉城内。

  

  那些天,武汉的马路上空空荡荡,人人足不出户,但孤身一人的妻子依旧每天还要去上班,而且连轴转,压力和强度都非常大。

  

  因为,妻子是一家医院的护士长。

  

  直到有一天,那位连续加班的护士长给老蒋夫妇打来一个电话:

  

  “我确诊了,好像还挺严重的。”

  

  护士长之所以给老蒋家打电话,是因为她不想告诉当时还在日本的亲人,怕他们担心。

  

  但遇到这种情况,总想找人说说话。

  

  老蒋说,当时他和自己妻子在厨房,听到电话里传出那句话,夫妇俩在厨房里止不住地流泪。

  

  “那是自疫情爆发以来,我身边第一次有关系如此近的人感染了新冠,那种难受的感觉真的忘不了。”

  

  之后,每天上午10点,老蒋就会代表朋友们给护士长打个电话,问问她的身体情况,陪她说说话。

  

  在那段时间,护士长的丈夫在日本也发烧了,被隔离——老蒋同样不能把这个消息告诉还在病床上的护士长。

  

  所幸,丈夫后来证明只是一般的感冒。但那段时间,老蒋还是很难过:封城期间,作为朋友,自己能做的也就这些了。

  

  就像老蒋的一些朋友,也只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。

  

  老蒋喜欢打网球,在武汉有个网球小圈子,其中有几个球友是自己开餐馆的。当时正好是春节到来之前——开餐馆的都知道,要进大量的食材备货。

  

  疫情一起,所有的食材全都白进了,餐饮业损失惨重。

  

  老蒋身边的这几个开餐馆的朋友,就把原先进的食材做成盒饭——不是卖,而是通过各种渠道往医院送,免费送,给医生,给护士,给所有奋斗在一线的工作者。

  

  “那段时间,医生和护士盒饭的菜都是牛排、羊肉,甚至还有野生甲鱼。”

  

  老蒋说,网球群里的其他球友帮不上什么忙,能做的只有一件事:封城禁令取消后,每次网球活动结束,大家的聚餐地点轮流放在这几位球友开的餐馆里,“多少我们也做些贡献”。

  

  对了,那位护士长妻子,最后抢救了过来,她的家人是到直到3月份解除隔离回到国内,才知道这件事的。

  

  身体一恢复,她就又回到了岗位上。

  

  就在不久前,老蒋的女儿生病,带她去医院,又碰见了那位护士长。

  

  护士长戴着护士帽和口罩,和之前一样前后忙碌着。

  

  其实老蒋的女儿出生时就是那位护士长接生的,从小到大,她们都很熟。

  

  但那天,女儿忽然拉了拉老蒋的衣角,说:

  

  “爸爸,你有没有觉得?我觉得阿姨的眼睛真美。”

  

  2、Alice的无助

  

  其实有点后悔让Alice说自己的故事。

  

  因为没说几句,她就开始哭了。

  

  大年初三那天,她的父母拿到了报告:双双确诊感染上了新冠。

  

  当时Alice觉得自己的天都塌了。

  

  那段日子,对Alice而言刻骨铭心:

  

  因为确诊感染,两位老人被隔离在家;

  

  因为医院暂时没有床位,两位已经年过六十的老人,必须每天自行去医院检查和治疗;

  

  因为封城期间没有交通工具,两位老人每天只能相互搀扶,步行两公里多去医院。

  

  那天,全身穿着防护服的母亲在医院就诊大厅排队取号的时候崩溃了——当着所有人的面,她嚎啕大哭,然后拿出手机给Alice打电话:

  

  “女儿,我们不治了,不要再浪费时间和精力了。”

  

  Alice在电话那头泪流满面:

  

  “我从小到大从来没见过我妈哭过,她很要强的……”

  

  让Alice最难受的,就是她作为女儿,在那段时间不能陪在父母身边——她家的小区出现了确诊案例,已经封锁了,且二老无论如何不让Alice来陪。

  

  Alice的丈夫也是医生,也早早顶上了第一线,每天下班不能回家,必须隔离。

  

  那段时间,Alice一个人隔离在家,每天就只能拿出父母的相片,反复看,边看边流泪。同时,她开始后悔:为什么当初父母叫她周末回家吃饭,她老是以各种事由推掉了呢?

  

  “这辈子,我不会就见不到他们了吧……”

  

  那是那段时间,Alice脑海中闪现出最多的一个念头。

  

  小区里的居民都知道了Alice家的事,对她都很关心,这让她多少感到一丝宽慰。有一次,有邻居在她家门口放了几条活鱼,但Alice从来没杀过鱼,就在小区群里求教该如何杀。

  

  没过多久,一位楼上的大叔戴着口罩、穿着防护服来敲Alice家的门。Alice开门,看到那位大叔手里还提着一把菜刀:

  

  “没事,我来帮你杀。”

  

  好在,那段最艰难的日子终于还是过去了。

  

  Alice的父母,最终从死神手里挣脱了出来,但不可避免地,身体素质比以前差了。

  

  现在,Alice每逢周末,只要没事,一定会回父母家吃饭。

  

  “只是他们还是很小心,戴着口罩,要等我先吃完,他们才动筷子……”

  

  Alice还下意识地养成了一个习惯:

  

  每次回家,都会拿出手机,给父母拍很多照片和视频。

  

  很多很多。

  

  三、顺哥的愤慨

  

  顺哥说故事的时候,其实挺愤慨的。

  

  因为他说的故事,正好是“人情冷暖”的另一个侧面。

  

  疫情爆发的时候,顺哥正好在广东出差,直接被隔离了起来,所以整个疫情期间,他并没有在武汉。而且所幸的是,他的直系亲属里,并没有被确诊染上新冠的。

  

  确诊的是他大姨。

  

  让顺哥愤慨的,也是发生在大姨身上的事。

  

  大姨是1月26日出现咳嗽和发烧症状的,当时想去医院去看一下,但很矛盾:

  

  如果去了,医院那时候人已经多起来了,万一没病,反而感染上了怎么办?

  

  但是,如果不去,万一错过了医疗的最佳时机怎么办?

  

  按顺哥的说法,武汉的医院在封城的头几天都还是有床位的,但一是疫情爆发的速度确实出人意料,二是人们的恐慌情绪也在不断蔓延。

  

  顺哥用了“医疗挤兑”这个词——武汉的医疗体系在最初其实并没有那么不堪一击,但随着恐慌情绪的蔓延,武汉的医疗体系瞬间就被冲垮了。

  

  最终,大姨还是决定去医院检查。

  

  当时武汉已经封城了,但如果小区没有确诊病例的话,还没有封,不过公共交通已经没有了。大姨的丈夫身体一直不好,且家里也没有车。于是,大姨想到了自己的儿子——儿子家有车,可以送她去。

  

  然而,大姨等来的回答是:不方便。

  

  儿子说不方便,是因为儿媳说不方便。千言万语背后的潜台词,大姨也明白:

  

  万一感染了他们家怎么办?

  

  大姨只有一个儿媳,因为儿子是独子。

  

  1月27日,寒风凛冽,大姨一个人自己骑车去了医院。

  

  那时候,医院已经是人山人海了,当天可以查血象,但因为试剂不够,做不了核酸检测,拍片也要等好几个小时。大姨有些担心没事反而被传染,所以也没拍片,只是开了点药,拿了个“发烧待查”的诊断,就回家了。

  

  回家后病情迅速加重,没办法,1月28日,大姨自己又硬撑着去了另一家医院检查,终于排队到凌晨,拍到了片子:很典型的“毛玻璃”症状。

  

  医生的诊断是:临床确诊患者。

  

  大姨的天也塌了。

  

  那段时间,武汉的医院早就一床难求,家里的亲戚四处托关系,但都没有用。大姨在家族群里用语音描述自己的感受:

  

  “喘不过气……喘不过气……我感觉自己要窒息了……(剧烈的咳嗽)”

  

  顺哥说,他作为外甥,在群里看到这些话真的太揪心了,但因为自己人在广东,实在是帮不上忙。

  

  最终,家里人托到了一个关系,但只能病人自己去医院现场排队等,只要有床位就可以安排住院。

  

  这时候,大姨的身体已经垮了,怎么去医院?

  

  儿子还是说,不方便。

  

  最后,是顺哥的小姨站了出来:

  

  “姐,我开车送你去!”

  

  小姨的决定,也遭到了她自己家里人的反对,理由只有一个:

  

  “如果你姐家没有孩子,你义不容辞,我们完全支持你!但现在人家有自己的儿子,你去干嘛?”

  

  但,这又怎么解释呢?

  

  最终,小姨开车,送大姨去了医院。

  

  1月31日,大姨终于住进去了。确诊。然后是吸氧,打球蛋白,再加上一些其他药物,症状明显好转。

  

  所幸,大姨最终还是康复了。

  

  家族群里一片欢腾。

  

  只是,有两家人的关系再也恢复不到从前了。

  

  据顺哥说,一开始,大姨家还和儿子家还有点联络。

  

  现在,已经基本不再联系了。

  

  4、小磊的日记

  

  小磊说,他可能这辈子都忘不了那个夜晚。

  

  那天晚上,在自己家楼下,他脱得浑身精光,然后上楼回家。

  

  那晚的前一天是1月23日,小磊睡了个懒觉,醒过来的时候,发现自己被拉进了一个“医疗物资互助群”。

  

  群里的主体,是在北美的华人。这个群的创建人,是美国排名第一的梅奥医学中心的一位华人科学家——他了解到武汉的疫情严重,想召集海外的华人,第一时间为武汉,为中国捐赠最紧缺的医疗物资。

  

  群里的海外华人都行动了起来,不停地在捐款和筹集物资,但同样面临一个问题:

  

  物资到了武汉,谁来对接?

  

  小磊说,他在群里看了一整天,有一位武汉的大哥自告奋勇,从接到送,一天跑了武汉五家医院,送了一万个口罩。

  

  但接下来,还有八万个口罩送到了武汉,等人去接收。

  

  有人在群里呼吁:

  

  “有没有本地的小伙伴,能一起来做志愿者帮忙运送吗?”

  

  92年出生的小磊,立刻在心里算了一笔账,后来他把这笔账写到了当天的日记里:

  

  第一,新闻里说,危重症一般都出现在40岁年龄以上的人群中,我还年轻;

  

  第二,如果我不参加这个活动,我还有什么资源或能力能贡献我自己的一份力量?

  

  第三,我目前手头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完成吗?

  

  当时根本没想太多,小磊立刻打下了三个字:

  

  “我报名!”

  

  小磊说,他的父母知道了他的决定,没有支持,但也没有反对,就叮嘱他一定要小心。

  

  1月24日,除夕。

  

  小磊赶到了集合地点,发现有不少报名参加的志愿者,已经开着自己的私家车到了。

  

  任务很简单:等货到了,按分工分头运送给武汉一线的31家医院的医务工作者们。

  

  要求也很简单:注意防护!只有志愿者保证自己的健康,才能做更多的事!

  

  大家分头行动。

  

  那一夜,寒风凛冽。

  

  小磊说,他在搬运物资的时候就想:如果是往年,肯定是在爷爷奶奶家,和所有的亲戚一起,面对菜式丰盛的餐桌,听着窗外的爆竹声,一起迎接新年的到来。

  

  但2020年的那个除夕深夜,小磊搬完物资,饥肠辘辘地来到自己家楼下的时候,小区万籁俱静。

  

  他默默地把浑身的衣物脱了个精光,放到了事先妈妈摆到楼下的一个箱子里,然后上楼回家——为了避免感染到家人,在没有更好的防护措施下,他只能这么做。

  

  他说,这一个除夕夜,他过得最孤独,但却又最不孤独。

  

  他说他忘不了,后来有一天凌晨两点,那个群里有人发了条:又到了一批物资,需要紧急运送,有人现在能出来帮忙吗?

  

  凌晨2点,一下子来了40多人。

  

  那是一种让人顿时感到温暖和希望的感觉。

  

  对了,其实那天在写参加活动的理由时,小磊还在日记中写下了第四条理由,是个自问自答:

  

  ——“如果因为这件事,我把自己这条命搭在这里面,值得吗?”

  

  ——“值得。为了在这么大规模的灾难中救助更多的人而死,对得起我受过的培养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