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、老蒋的眼泪

　　老蒋说，整个疫情期间，他一共流过两次眼泪。

　　一次是李文亮去世那天晚上，他哭了。

　　另一次，是他接到一位好友妻子的电话。

　　他的好友，在春节前按原先计划带着丈母娘和两个女儿去日本旅游了——妻子因为突发情况必须在岗不准请假，所以没法同行。1月23日，武汉封城，老蒋的好友一家滞留在了日本，而好友的妻子一个人留在了武汉城内。

　　那些天，武汉的马路上空空荡荡，人人足不出户，但孤身一人的妻子依旧每天还要去上班，而且连轴转，压力和强度都非常大。

　　因为，妻子是一家医院的护士长。

　　直到有一天，那位连续加班的护士长给老蒋夫妇打来一个电话：

　　“我确诊了，好像还挺严重的。”

　　护士长之所以给老蒋家打电话，是因为她不想告诉当时还在日本的亲人，怕他们担心。

　　但遇到这种情况，总想找人说说话。

　　老蒋说，当时他和自己妻子在厨房，听到电话里传出那句话，夫妇俩在厨房里止不住地流泪。

　　“那是自疫情爆发以来，我身边第一次有关系如此近的人感染了新冠，那种难受的感觉真的忘不了。”

　　之后，每天上午10点，老蒋就会代表朋友们给护士长打个电话，问问她的身体情况，陪她说说话。

　　在那段时间，护士长的丈夫在日本也发烧了，被隔离——老蒋同样不能把这个消息告诉还在病床上的护士长。

　　所幸，丈夫后来证明只是一般的感冒。但那段时间，老蒋还是很难过：封城期间，作为朋友，自己能做的也就这些了。

　　就像老蒋的一些朋友，也只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。

　　老蒋喜欢打网球，在武汉有个网球小圈子，其中有几个球友是自己开餐馆的。当时正好是春节到来之前——开餐馆的都知道，要进大量的食材备货。

　　疫情一起，所有的食材全都白进了，餐饮业损失惨重。

　　老蒋身边的这几个开餐馆的朋友，就把原先进的食材做成盒饭——不是卖，而是通过各种渠道往医院送，免费送，给医生，给护士，给所有奋斗在一线的工作者。

　　“那段时间，医生和护士盒饭的菜都是牛排、羊肉，甚至还有野生甲鱼。”

　　老蒋说，网球群里的其他球友帮不上什么忙，能做的只有一件事：封城禁令取消后，每次网球活动结束，大家的聚餐地点轮流放在这几位球友开的餐馆里，“多少我们也做些贡献”。

　　对了，那位护士长妻子，最后抢救了过来，她的家人是到直到3月份解除隔离回到国内，才知道这件事的。

　　身体一恢复，她就又回到了岗位上。

　　就在不久前，老蒋的女儿生病，带她去医院，又碰见了那位护士长。

　　护士长戴着护士帽和口罩，和之前一样前后忙碌着。

　　其实老蒋的女儿出生时就是那位护士长接生的，从小到大，她们都很熟。

　　但那天，女儿忽然拉了拉老蒋的衣角，说：

　　“爸爸，你有没有觉得？我觉得阿姨的眼睛真美。”

　　2、Alice的无助

　　其实有点后悔让Alice说自己的故事。

　　因为没说几句，她就开始哭了。

　　大年初三那天，她的父母拿到了报告：双双确诊感染上了新冠。

　　当时Alice觉得自己的天都塌了。

　　那段日子，对Alice而言刻骨铭心：

　　因为确诊感染，两位老人被隔离在家；

　　因为医院暂时没有床位，两位已经年过六十的老人，必须每天自行去医院检查和治疗；

　　因为封城期间没有交通工具，两位老人每天只能相互搀扶，步行两公里多去医院。

　　那天，全身穿着防护服的母亲在医院就诊大厅排队取号的时候崩溃了——当着所有人的面，她嚎啕大哭，然后拿出手机给Alice打电话：

　　“女儿，我们不治了，不要再浪费时间和精力了。”

　　Alice在电话那头泪流满面：

　　“我从小到大从来没见过我妈哭过，她很要强的……”

　　让Alice最难受的，就是她作为女儿，在那段时间不能陪在父母身边——她家的小区出现了确诊案例，已经封锁了，且二老无论如何不让Alice来陪。

　　Alice的丈夫也是医生，也早早顶上了第一线，每天下班不能回家，必须隔离。

　　那段时间，Alice一个人隔离在家，每天就只能拿出父母的相片，反复看，边看边流泪。同时，她开始后悔：为什么当初父母叫她周末回家吃饭，她老是以各种事由推掉了呢？

　　“这辈子，我不会就见不到他们了吧……”

　　那是那段时间，Alice脑海中闪现出最多的一个念头。

　　小区里的居民都知道了Alice家的事，对她都很关心，这让她多少感到一丝宽慰。有一次，有邻居在她家门口放了几条活鱼，但Alice从来没杀过鱼，就在小区群里求教该如何杀。

　　没过多久，一位楼上的大叔戴着口罩、穿着防护服来敲Alice家的门。Alice开门，看到那位大叔手里还提着一把菜刀：

　　“没事，我来帮你杀。”

　　好在，那段最艰难的日子终于还是过去了。

　　Alice的父母，最终从死神手里挣脱了出来，但不可避免地，身体素质比以前差了。

　　现在，Alice每逢周末，只要没事，一定会回父母家吃饭。

　　“只是他们还是很小心，戴着口罩，要等我先吃完，他们才动筷子……”

　　Alice还下意识地养成了一个习惯：

　　每次回家，都会拿出手机，给父母拍很多照片和视频。

　　很多很多。

　　三、顺哥的愤慨

　　顺哥说故事的时候，其实挺愤慨的。

　　因为他说的故事，正好是“人情冷暖”的另一个侧面。

　　疫情爆发的时候，顺哥正好在广东出差，直接被隔离了起来，所以整个疫情期间，他并没有在武汉。而且所幸的是，他的直系亲属里，并没有被确诊染上新冠的。

　　确诊的是他大姨。

　　让顺哥愤慨的，也是发生在大姨身上的事。

　　大姨是1月26日出现咳嗽和发烧症状的，当时想去医院去看一下，但很矛盾：

　　如果去了，医院那时候人已经多起来了，万一没病，反而感染上了怎么办？

　　但是，如果不去，万一错过了医疗的最佳时机怎么办？

　　按顺哥的说法，武汉的医院在封城的头几天都还是有床位的，但一是疫情爆发的速度确实出人意料，二是人们的恐慌情绪也在不断蔓延。

　　顺哥用了“医疗挤兑”这个词——武汉的医疗体系在最初其实并没有那么不堪一击，但随着恐慌情绪的蔓延，武汉的医疗体系瞬间就被冲垮了。

　　最终，大姨还是决定去医院检查。

　　当时武汉已经封城了，但如果小区没有确诊病例的话，还没有封，不过公共交通已经没有了。大姨的丈夫身体一直不好，且家里也没有车。于是，大姨想到了自己的儿子——儿子家有车，可以送她去。

　　然而，大姨等来的回答是：不方便。

　　儿子说不方便，是因为儿媳说不方便。千言万语背后的潜台词，大姨也明白：

　　万一感染了他们家怎么办？

　　大姨只有一个儿媳，因为儿子是独子。

　　1月27日，寒风凛冽，大姨一个人自己骑车去了医院。

　　那时候，医院已经是人山人海了，当天可以查血象，但因为试剂不够，做不了核酸检测，拍片也要等好几个小时。大姨有些担心没事反而被传染，所以也没拍片，只是开了点药，拿了个“发烧待查”的诊断，就回家了。

　　回家后病情迅速加重，没办法，1月28日，大姨自己又硬撑着去了另一家医院检查，终于排队到凌晨，拍到了片子：很典型的“毛玻璃”症状。

　　医生的诊断是：临床确诊患者。

　　大姨的天也塌了。

　　那段时间，武汉的医院早就一床难求，家里的亲戚四处托关系，但都没有用。大姨在家族群里用语音描述自己的感受：

　　“喘不过气……喘不过气……我感觉自己要窒息了……（剧烈的咳嗽）”

　　顺哥说，他作为外甥，在群里看到这些话真的太揪心了，但因为自己人在广东，实在是帮不上忙。

　　最终，家里人托到了一个关系，但只能病人自己去医院现场排队等，只要有床位就可以安排住院。

　　这时候，大姨的身体已经垮了，怎么去医院？

　　儿子还是说，不方便。

　　最后，是顺哥的小姨站了出来：

　　“姐，我开车送你去！”

　　小姨的决定，也遭到了她自己家里人的反对，理由只有一个：

　　“如果你姐家没有孩子，你义不容辞，我们完全支持你！但现在人家有自己的儿子，你去干嘛？”

　　但，这又怎么解释呢？

　　最终，小姨开车，送大姨去了医院。

　　1月31日，大姨终于住进去了。确诊。然后是吸氧，打球蛋白，再加上一些其他药物，症状明显好转。

　　所幸，大姨最终还是康复了。

　　家族群里一片欢腾。

　　只是，有两家人的关系再也恢复不到从前了。

　　据顺哥说，一开始，大姨家还和儿子家还有点联络。

　　现在，已经基本不再联系了。

　　4、小磊的日记

　　小磊说，他可能这辈子都忘不了那个夜晚。

　　那天晚上，在自己家楼下，他脱得浑身精光，然后上楼回家。

　　那晚的前一天是1月23日，小磊睡了个懒觉，醒过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被拉进了一个“医疗物资互助群”。

　　群里的主体，是在北美的华人。这个群的创建人，是美国排名第一的梅奥医学中心的一位华人科学家——他了解到武汉的疫情严重，想召集海外的华人，第一时间为武汉，为中国捐赠最紧缺的医疗物资。

　　群里的海外华人都行动了起来，不停地在捐款和筹集物资，但同样面临一个问题：

　　物资到了武汉，谁来对接？

　　小磊说，他在群里看了一整天，有一位武汉的大哥自告奋勇，从接到送，一天跑了武汉五家医院，送了一万个口罩。

　　但接下来，还有八万个口罩送到了武汉，等人去接收。

　　有人在群里呼吁：

　　“有没有本地的小伙伴，能一起来做志愿者帮忙运送吗？”

　　92年出生的小磊，立刻在心里算了一笔账，后来他把这笔账写到了当天的日记里：

　　第一，新闻里说，危重症一般都出现在40岁年龄以上的人群中，我还年轻；

　　第二，如果我不参加这个活动，我还有什么资源或能力能贡献我自己的一份力量？

　　第三，我目前手头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完成吗？

　　当时根本没想太多，小磊立刻打下了三个字：

　　“我报名！”

　　小磊说，他的父母知道了他的决定，没有支持，但也没有反对，就叮嘱他一定要小心。

　　1月24日，除夕。

　　小磊赶到了集合地点，发现有不少报名参加的志愿者，已经开着自己的私家车到了。

　　任务很简单：等货到了，按分工分头运送给武汉一线的31家医院的医务工作者们。

　　要求也很简单：注意防护！只有志愿者保证自己的健康，才能做更多的事！

　　大家分头行动。

　　那一夜，寒风凛冽。

　　小磊说，他在搬运物资的时候就想：如果是往年，肯定是在爷爷奶奶家，和所有的亲戚一起，面对菜式丰盛的餐桌，听着窗外的爆竹声，一起迎接新年的到来。

　　但2020年的那个除夕深夜，小磊搬完物资，饥肠辘辘地来到自己家楼下的时候，小区万籁俱静。

　　他默默地把浑身的衣物脱了个精光，放到了事先妈妈摆到楼下的一个箱子里，然后上楼回家——为了避免感染到家人，在没有更好的防护措施下，他只能这么做。

　　他说，这一个除夕夜，他过得最孤独，但却又最不孤独。

　　他说他忘不了，后来有一天凌晨两点，那个群里有人发了条：又到了一批物资，需要紧急运送，有人现在能出来帮忙吗？

　　凌晨2点，一下子来了40多人。

　　那是一种让人顿时感到温暖和希望的感觉。

　　对了，其实那天在写参加活动的理由时，小磊还在日记中写下了第四条理由，是个自问自答：

　　——“如果因为这件事，我把自己这条命搭在这里面，值得吗？”

　　——“值得。为了在这么大规模的灾难中救助更多的人而死，对得起我受过的培养。”